2026-01-21 10:30:58
2026年1月21日是王任之先生诞辰110周年。2004年11月，王任之先生的家属将其珍藏多年的1400余件珍贵文献捐赠给我馆。这批文献包含大量与鲁迅相关的书籍、文学期刊，如《译文》《水星》《文饭小品》等，以及90余封作家书信原件，涉及巴金、卞之琳、黄源、萧军、丽尼等文化名人，是研究鲁迅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文坛的宝贵资料。这些“带着温度的手泽与书香”，不仅见证了一位儒医的文学情怀，也连接起个体生命与宏大历史。
少年习医，文艺启蒙：在时代激流中追寻真理
王任之（1916-1988），出生于安徽歙县的“新安王氏医学”世家。少年时代在杭州接受新式教育时，他便对文艺产生了浓厚兴趣。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年仅16岁的他组织“呐喊文艺社”，编辑出版《呐喊》周刊，并为进步艺术团体“五月花剧社”撰稿，展现出早熟的文艺热情与社会关怀。同年冬，他赴上海随伯父王仲奇习医，却始终心系文学，以笔名“英子”在《时事新报》《水星》《文学季刊》等报刊发表作品，迈出了文学创作的第一步。
王任之（1916.1.21——1988.7.23）
1934年前后，王任之通过投稿结识了文艺界人士，其中对他影响最深的是中共党员王莹与王淑明。王莹引导他系统阅读鲁迅著作；王淑明则带领他接触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一时期，他以“英子”为笔名发表了《老画师》《西航草》《刘关张的故事》《荒院杂记》等一批小说、散文和杂文。其早期文风受屠格涅夫影响，语言华美细腻（如描写新安江的《西航草》），后逐渐转向深沉锐利，杂文如《冬日小记》《“一·二八”保证了抗战前途的胜利》等，逐渐充满战斗性，文中怒斥汉奸，歌颂抗日，展现了时代青年的热血,展现了从文艺青年到左翼战士的思想轨迹。
1934年18岁的王任之于上海
文坛交游：书信中的时代精神图谱
王任之广泛结交进步文人，与巴金、卞之琳、靳以、萧军、臧克家、黄源等保持着密切的书信往来。这批捐赠给我馆的信件，收录于《英子文友书简》。这些通信不仅是个人友谊的见证，更映射出三十年代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
巴金致英子信19350311
巴金在1935年3月11日致王任之的信中写道：“对于‘作家’（？）……还是看他的文章有意思。我自己也有过一个经验。有时因为认识了这个人，连他的文章也不想读了。自然伟大的作家不在此例，他们的生活与思想是一致的。”寥寥数语，道出了文人的本色与人格理想。
黄源、萧军都和鲁迅先生有过密切接触。在鲁迅逝世后写给英子的信中，他们都表达了对鲁迅先生的敬仰与怀念。黄源在1936年12月2日的信中说：“鲁迅先生的死，真像晴天的霹雳，打击到每个青年……他给我们的影响太深了，所以他虽死了一个半月，而且是我们亲手把他葬了，但我们始终觉得他活着。”
黄源致王任之信19361202
萧军在1937年2月12日的来信中说：“今天下午六时我们到鲁迅先生家里去吃晚饭。这使我很难过，在去年过年我们在那里吃饭，他活着……而今年，只有他的照片，静静的悬在墙上。”
萧军致王任之信19370212
这些通信不仅涉及文艺创作，也折射出三十年代进步文人共同的精神取向：对鲁迅的敬仰、对现实的关切以及对文学理想的追求。王任之晚年曾坦言，他当时极想与鲁迅通信请教，却因不知地址而未能如愿，成为终生憾事。
行动践行：从文艺走向革命实践
王任之曾多次说过，在中国，他最喜欢两个作家，一个是鲁迅，一个是曹雪芹。他对鲁迅十分敬仰，在建国前，除了《汉文学史纲要》外，鲁迅的著作他几乎收集全了。解放后，他又购买了许多有关鲁迅的回忆录和研究书籍。他曾在日记中写道：“每一回重读先生的作品，或有关先生的著作，就觉得有一回新的收获做人处事，论世衡文，差不多每一次都能从新的见地上领会先生的见解是多么深刻远大，真是发掘不完了！”
王任之1956年于鲁迅墓前
受鲁迅精神感召，王任之的文学活动与革命实践日益交融：
1936年，他与友人赴歙县义城，实地考察马克思《资本论》中唯一提到的中国人王茂荫的家世，成为我国最早的相关学术考察。
1937年，应萧军之约，他在徽州为“鲁迅文学基金”募捐，并将款项寄送鲁迅夫人许广平，以行动延续鲁迅精神。
1940年，在鲁迅逝世四周年之际，他撰写纪念文章《生存在活人的记忆里》，文辞激越，充满战斗气息，标志其思想与文风的彻底转向。同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根据地下党指示以行医为掩护，停止了公开文艺活动，但对文学的热爱终生未辍。
医文双馨：理想不灭的终身追求
入党后，王任之虽隐身医界，却始终以笔墨寄托情怀，与赖少其、鲁彦周、严凤英等文艺界人士保持深厚友谊。作家鲁彦周评价其作品“文笔细腻、幽美，状景写物皆达到了相当境界，……是真正的徽派文化的继承者和发扬者”。2005年，《英子文友书简·英子作品选》出版，收录其早年作品与友人书信，为现代文学史补上了珍贵一页。
结语
王任之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为人民服务的一生，也是文艺情怀与医学精神交相辉映的一生。在他诞辰110周年之际，我们透过这些泛黄的书信、手稿与藏书，看到的不仅是一位名医的成长轨迹，更是一代青年在民族危难之际，如何被鲁迅精神与马克思主义照亮，并以笔墨与行动融入时代洪流。他的文学情缘，正是其“心通儒雅，腹有诗书”人格魅力的生动注脚，而他珍藏的文献，也成为我们触摸那段炽热岁月的桥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