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12-05 11:13:20
张炜是新时期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他的《古船》和《九月寓言》曾带给文坛以巨大惊喜。作为山东籍作家,他和莫言一样,以史诗般的长篇巨制再现了故乡大地深处的历史。作为纯文学的坚守者,骨子里的理想主义者,他和张承志经常被评论界相提并论。但他显然又有自己的立足点。如果说更多的当代作家是在不断的质疑和反叛中前行,张炜则始终如一地守护着一种他认定的文化传统和秩序。这使他拥有了一种道德上的制高点,但也可能会失去一部分拥趸,但他不在意。“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何求。”就像两千年前孔子身处礼崩乐坏的时代而选择了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他对知识分子精神理想和民间立场的坚持,并不因时代的改变而困惑退缩。他对鲁迅的敬重亦是如此,一直以来全心全意地守护,从来不曾有丝毫怀疑,也从不闪烁其词,对先生的敬和爱,始终溢于言表。
跟许多作家一样,张炜也是从《野草》开始,从此走进鲁迅的世界:初中看《 野草》,非常震惊:因为第一次看这样的文章,发现了世上还能如此作文。这是使人解放思想的一种阅读,从此文学之路就有了门径。我当时朦胧感到《野草》中跳动的,一颗有别于所有人的心,无论多么美丽和忧伤的心,都比不上这颗心给我的触动更深。
也许就从那时起,我这一生都要阅读鲁迅了。我注定会一生阅读鲁迅,并从中吸收不绝的力量。在我眼里,鲁迅是一个完人,他清晰而又高大地走在前路上。鲁迅是文学的字典和辞源,当代的全部精神问题,我们几乎都可以从鲁迅这本大书里查到答案。(《自述》,2005)
在物欲泛滥的年代,鲁迅给了他心灵上的莫大支持。他写道:“鲁迅的伟大,在于他的不以时尚潮流为标准的理性。这是极难得的。前后一致的反潮流精神,这正是他最伟大之处。一个思想家只有反潮流的勇气,才会最终贯彻理性。独立精神,理性,仁慈,这就是我理解的鲁迅。现在是推崇纵欲的文化,这是今日世界之主潮。看看现代的一些时新人物,再看看他们的所作所为,就知道是这种纵欲文化的应声小虫,怎么能指望他们?他们是毁灭和击溃中华文明的人,也是所有文明的敌人。不管潮流如何,始终坚持思考怎样于人类有益,这就是鲁迅。”
对于某些质疑和微词,对于那些试图取而代之的伎俩,张炜深感愤懑,并给出了这样的掷地有声的回答:
时至今日,没有任何一个中国作家在海内外的各类文学评选中获得如此一致的崇高评价。无论是海峡两岸还是其他华语地区,在世纪末的文学大盘点中,鲁迅的书都是作为最出色的创作得到了首先肯定。仅就五四时期的作家来说,经历了新时期的拨乱反正之后,许多因为政治禁锢而与读者久违的作家,包括各种风格流派的作家在内,都一度得到了出土文物般的待遇。他们的作品在大陆风靡一时,影响空前。但所有这些作家和作品几乎都经历了一个从热烈到安静的阶段,慢慢退回到一个适当的位置上。与鲁迅和其作品相比,这些作家和作品没有确立一种超拔的地位,没有取得这样的不朽。毋庸讳言,鲁迅及其作品直到今天,仍然具有难以超越的意味。
鲁迅作为精神和艺术的双重象征,己经越来越不可动摇,尽管近百年来不断有人做出多方尝试,试图加以质疑和责难,甚至泼出了污水,结果最后总是无损于鲁迅。”(《再思鲁迅》,2004年)
对于有人张口闭口张爱玲,他说:“真正让我骨格强健、精气神充沛的药,是鲁迅。”
作为万松浦书院的主持人,他承认胡适的价值和地位,认为他和鲁迅一样,都是精神文化巨人,是这个时代的精神源头。但他又指出:
书院里只有鲁迅的塑像,因为我们对鲁迅更有情感、更为熟悉和离得更近——我们觉得现在对国民性的批判,对绝望感的重新理解,那种勇气,那种理性,那种力度,鲁迅也就更适合书院。
如果再塑一个现代思想者,那大概就应该是胡适。但总的感觉来说,鲁迅的批判和绝望这种苍凉的人生,与胡适的丰富达观谅解的人生相比较,或许更具有悲剧意味。
有些海外声音不停地传达另一些现代作家,把现代文学史忽略的一个又一个人物挖掘出来,指出单边话语造成的缺失和荒谬。自然要倾听这些声音,但是要冷静地听——既不能使性子,又不能物极必反和矫枉过正。忽略了另一些作家是肚量狭小或心存偏见;但是说他们几乎个个超过了鲁迅,似乎也不必听信。(《鲁迅和胡适》,2014年)
对鲁迅退出教材一事,张炜表示了强烈的反对:“鲁迅是我读的时间最长、次数最多的近代中国作家,从我的角度出发,教材编订者应该慎用遴选权力,不以个人好恶决定鲁迅是否在教材中存续,我甚至觉得这是个可怕的信号。”
不管潮起潮落,不管世间纷扰,人毁人誉,张炜,始终坚守、追随鲁迅开创的文化传统,已然成为最忠实、最虔敬的弟子之一。
张炜,1956年生于山东龙口市,原籍山东栖霞。现为山东省作家协会主席,万松浦书院院长。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古船》《九月寓言》《外省书》《远河远山》《柏慧》《能不忆蜀葵》,散文《融入野地》、《夜思》《芳心似火》等。2011年,张炜凭借耗时20余年所创作的七百万余字大河小说《你在高原》荣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