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呼应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红色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传播，纪念鲁迅《拟播布美术意见书》发表110周年、短篇小说集《呐喊》出版100周年，我馆在奔流艺苑专题展厅推出原创特展“为大众的艺术—鲁迅文物艺术品展”，展期至11月15日。

鲁迅确信，“美术”能够解放性灵，“起国人之美感”，他在《拟播布美术意见书》中写到：“顾实则美术诚谛，固在发扬真美，以娱人情，比其见利致用，乃不期之成果。”以美术启迪、教育、引导和解放民众，是鲁迅积极投身美术活动的主因。从传统文化中所吸取的养料和从国外美术中汲取的新意，为他之后开办木刻讲习会，举办画展，促成中国新兴版画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这种大美育的观念一直延续至今，深深影响了一代代人。

此次展览共展出相关展品140余件，其中珍贵文物60余件（组）。展览分“张国魂之现象”“起国人之美感”“冀美术家之出世”三个部分，分别聚焦鲁迅从传统文化中吸取养料；从国外美术作品中吸取新意；促成中国新兴版画发展三个方面，展现鲁迅卓越的艺术素养和美育理念，诠释鲁迅为中国新兴版画所付出的心血。他所培育的一代代版画家以及新兴版画作品在抗战和新中国建设中的贡献，也验证了版画是“为大众的艺术”。

一、张国魂之现象

童年鲁迅特别喜欢阅读带有图画的书籍，甚至描摹影写过其中的很多绣像。这些带有图画的书籍，充满想象力及传统美学特质，开启了鲁迅对于美术的热爱，他因此收集了不少类似的书籍。他深知继承传统文化精髓的重要性，后来他的艺术收藏更是扩大到汉画像石拓片、笺纸、年画等各类中国传统艺术。

重点展品：

《山海经》，地理类古籍。原30篇，今存18篇。作者不详。约为公元前二世纪所作。现存为晋郭璞注本。鲁迅日记中所记版本，一为清代歙县项氏群书玉渊堂依宋本校刻本；一为《四部丛刊》初编影印明成化六年（1470年）刊本。本展品为光绪十四年（1888年）版。

绣像，本指用丝线刺绣而成的佛像或人像。明清以来通俗小说流行，书首或卷首、回首常附雕版印刷的（后也有石印）线描人物图像，也称“绣像”。鲁迅自幼喜爱这种传统艺术形式并描摹了《水浒传》等很多书籍的绣像。他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写道：“我是画画儿，用一种叫作‘荆川纸’的，蒙在小说的绣像上一个个描下来”。

《北平笺谱》，鲁迅、西谛（郑振铎）编。1933年北平荣宝斋印。木版彩色水印图谱。全书六册。

二、起国人之美感

鲁迅在《拿来主义》中写道︓“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他所提倡的“拿来”是汲取国外文艺中的精华，而去其糟粕，吸收利用，成为融合创新的新艺术。鲁迅收藏中外美术作品与艺术类书籍，研究与翻译国外艺术理论，编辑出版多种版画作品集，这些工作为中国新兴版画家带来了新启示。

《近代美术史潮论》，美术史论著。日本板垣鹰穗著，鲁迅译。1928年1月至1929年1月连载于《北新》半月刊第二卷第五期至第三卷第五期，1929年上海北新书局出版。全书分为十节，附插图140幅，内容介绍从18世纪法国大革命至20世纪20年代近代欧洲美术界发展的历史，对欧洲美术界各流派的作家作品都有详细的评述。

《引玉集》及原拓，苏联木刻作品选集。鲁迅以“三闲书屋”名义据作者手拓原作编成。日本东京洪洋社珂罗版精印，1934年5月出版。鲁迅认为这些作品主要是用中国传统宣纸交换所得，“所以取‘抛砖引玉’之意，谓之《引玉集》。”

三、冀美术家之出世

“进步的美术家，——这是我对于中国美术界的要求”。这里，鲁迅提出了希望进步美术家出世的愿望，而版画也成为其“中国有新兴美术”的代表。他深知版画对于当时中国的作用︓“当革命时，版画之用最广，虽极匆忙，顷刻能办”“是作者和社会大众的内心的一致的要求”。

鲁迅作《无名木刻集·序》。鲁迅在序言中写到：“新的木刻是刚健，分明，是新的青年的艺术，是好的大众的艺术。这些作品，当然只不过一点萌芽，然而要有茂林嘉卉，却非先有这萌芽不可。”

《无名木刻集》，木刻作品原拓集，刘岘、黄新波合作。1934年3月上海无名木刻社印行。

上海MK木刻研究会致鲁迅信。1934年5月18日，MK木刻研究会致信鲁迅，请鲁迅为其编辑的木刻集题写序言。

《大众号角》，罗清桢作。罗清桢（1905-1942）广东兴宁人。1925年入上海新华艺术专科学校习绘画。后回广东梅县任中学教员。1932年从陈铁耕处看到鲁迅赠送的木刻画册《梅斐尔德木刻士敏土之图》，从此开始木刻创作。1933 年出版《清桢木刻集》，内收《起卸工人》《挤兑》《淞江公园》《劳动者》等10幅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