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鲁迅最后一部小说集《故事新编》，创作时间长达13年，被称为历史小说集。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这部小说集是鲁迅基于现代观念的一次中华文化回溯的实践，他广泛收集相关古文献，以此为基础以文学方式重述了中华文化发生早期重要人物的事迹，赋予其现代性的特征。鲁迅曾称《史记》“虽背《春秋》之义，固不失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矣。惟不拘于史法，不囿于字句，发于情，肆于心而为文”。《故事新编》实践既是对《史记》的致敬，又揭示传统撰史方法现代化转型的可能路径，该著是中国传统文史兼治的现代化呈现的重要样本。
[关键词]《故事新编》 《史记》 文史兼治
一、
鲁迅在《故事新编·序言》说：“第一篇《补天》——原先题作《不周山》——还是一九二二年的冬天写成的。那时的意见，是想从古代和现代都采取题材，来做短篇小说”。这大约是鲁迅写这种题材的一个契机吧。不过，鲁迅所受的传统以及先行者的影响也是重要因素。
中国传统文人治学向来文史不分，鲁迅祖父给鲁迅的启蒙读物《鉴略》就是一部给儿童启蒙的中国历史通史，让童年鲁迅先知晓史，然后进行文的学习，即科举相关训练。鲁迅祖父的做法就反映了中国传统文人对文史的双重重视。由于《史记》在中华文化历史中的具有文史兼顾的奠基性地位，中国传统文人一般将之作为文来读，而后作为史鉴，最终谋求如司马迁一般的文史兼治。如陶孟和所言：“旧历史记载方法，无论中外，皆附于文学之内。历史向来为文学之一部分。试观自古以来之历史，概皆以极佳妙之文词述之。至于与事实相符合与否，反不甚注意。故无论名人传记，政治历史，宗教历史，战争历史，向来皆重在文笔之巧拙。文笔优畅则推为好历史，艰晦则鄙夷为不足道。其最明显之例如吾国之《史记》《汉书》。其写法，为后代历史家之模范。”虽为史论，却也指出传统文化中史与文有着密切的关系。加入五四新文化运动后，谋求中华文化现代化道路的鲁迅，他在文学创作中常用“以史为鉴”的方式阐述他对现实的批判，这既是传统文化影响在鲁迅创作中的反映，也体现了鲁迅给予传统治学方法以现代化改造的成果。1903年，鲁迅所作的《自题小像》中的“轩辕”就是鲁迅将史中的人物与当下为鉴并赋予新内涵的早期案例。
1902年，梁启超在《中国唯一之文学报〈新小说〉》中，介绍了他所创办的《新小说》，首先阐明了“新小说”的目标“专以借小说家言，以发起国民政治思想，激励其爱国精神”。文章介绍《新小说》的各个门（栏目）为：一、图画，二、论说，三、历史小说，四、政治小说，五、哲理科学小说，六、军事小说，七、冒险小说，八、探侦小说，九、写情小说，十、语怪小说，十一、剳记体小说，十二、传奇体小说，十三、世界名人逸事，十四、新乐府，十五、粤讴及广东戏本等。在介绍“历史小说”门时他介绍说：“历史小说者，专以历史上事实为材料，而用演义体叙述之。盖读正史则易生厌，读演义则易生感。征诸陈寿之《三国志》与坊间通行之《三国演义》，其比较厘然矣。故本社同志，宁注精力于演义，以恢奇俶诡之笔，代庄严典重之文。”梁启超之所以说“读正史则易生厌”，大约是对后世史书陷于《史记》《汉书》之模范而更僵化而言罢。从《新小说》栏目目录来看，梁启超的分类对五四以后的中国现代小说的分类及研究有着重要的先导作用。1903年鲁迅发表编译的《斯巴达之魂》，大约可以看作是他对梁启超关于新小说中历史小说观念的回应。
在日本期间，鲁迅一度师从章太炎学习文字学。章太炎之试图通过“文学复古”与“建立宗教”来推动文化和社会革命的观念给予鲁迅以重大的影响。章太炎所谓的“文学复古”应是包括文字学、史学、经学等中华传统文化意义上的文学。章太炎的观念对鲁迅影响甚大，这也就是鲁迅从日本回国后，除了在学校向学生传授新思想新知识之外，仍用大量时间继续少年时期所开始的整理中国古文献的工作，先后整理《古小说钩沉》《会稽郡故书杂集》等书。《古小说钩沉》后来成为鲁迅在北京大学教授中国小说史、完成其学术著作《中国小说史略》的重要资料之一。1923年鲁迅创作小说集《呐喊》出版，1924年鲁迅编撰《中国小说史略》完成，可视作鲁迅初步达成中国传统文人之文史兼治境界的成果，准确地说是顺应了时代的、具有现代意义的文史兼治新境界的成果。《呐喊》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中国小说史略》则是新领域的史的研究领域，而《呐喊》所收最后一篇《不周山》则是鲁迅以文学的方式写史的第一次尝试。
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在史学方面，1918年，蒋梦麟在《历史教授革新之研究》中呼吁“扩张历史范围，改变历史方针，革新教授方法”。之后，陶孟和在《新历史》一文中指出历史既不是“贵族阶级、知识阶级的装饰品”，“也不是我们的借鉴”，“不能以古事为今事之榜样”。“现代与过去相衔接，明古代过去之事，即可帮助我们明白我们的现在，我们自身和我们同胞，明白人类现在的问题和将来的希望。”尽管鲁迅对于这些言论似乎没有明确的回应，但是以创作小说方式加入五四阵营的鲁迅应该对此有所关注的。鲁迅的《不周山》以及后来的《故事新编》系列小说创作实践，呈现了与之相应、却不尽相同的观念。鲁迅以文学的形式来写的史，即《故事新编》，其文化意义与司马迁、班固等无意间将史写成一种文学典范相同，并更具有开放性。
二、
《故事新编·序言》开首就说：“这一本很小的集子，从开手写起到编成，经过的日子却可以算得很长久了：足足有十三年。”强调了这部创作的跨时之久。笔者所见，鲁迅类似强调文集历时性的还有他的文论集《坟》：“将这些体式上截然不同的东西，集合了做成一本书样子的缘由，说起来是很没有什么冠冕堂皇的。首先就因为偶尔看见了几篇将近二十年前所做的所谓文章。”同样，他在介绍其翻译著作《小约翰》时也说：“大约二十年前罢……觉得有趣，便托丸善书店去买来了；想译，没有这力。”而对于同样花费数年甚至数十年整理的《古小说钩沉》《会稽郡故书杂集》《嵇康集》《唐宋传奇集》等古文献集，鲁迅似乎不谈其历时性以及成集过程中所遇种种。这是一个有意思的现象。
鲁迅在《故事新编•序言》中谈及，虽然该集成书时间跨度大，却有几年的停顿。但自他在厦门重新开始后，其创作是并没有完全中断过的：“后来虽然偶尔得到一点题材，作一段速写，却一向不加整理。”这种收集整理史料的做法类似于鲁迅整理古文献及研究中国小说史。回顾上文特意提及的十三年的创作跨度，鲁迅是在说明《故事新编》的创作过程是按照治史的方式严谨地进行着的。也许正因为如此，他自以为最后完成的作品没有达到他自己的预期，有失严谨：“不足称为‘文学概论’之所谓小说”，留有“还是速写居多”，“仍不免时有油滑之处”。与之对照，鲁迅在《古小说钩沉》《会稽郡故书杂集》《嵇康集》《中国小说史略》等学术著作的序言中从不提及所费时间与种种遭遇，也无自谦之词。或者也可以这样认为，鲁迅以为这些学术著作的读者一般为同行或后学者，他们自然从中能够读出其学术价值，其反响不会逾越于学术范畴的。而文学作品（包括翻译著作）则是面向不同阶层、不同领域的读者，这些读者没有统一的价值判断、审美标准，即便是所谓“文学概论”的评判标准也不足被全体研究者及读者所认可，充满着不确定性，其反响常会超出文学欣赏的边界。于是，说明所费时间的长短、阐述创作过程的想法，表达对这部作品得失的自评，是为了能够让更多的读者在阅读前有所心理准备。这样的说辞虽然并不能说服全体读者，但也希望读者不至于读出太离谱的感受。——目前似乎没有关于普通读者的《故事新编》阅读的相关研究。不过，至少，从目前关于《故事新编》的研究成果以及其中相关篇目艺术演绎（戏剧、美术之类）来看，当今研究者及演绎者对《故事新编》的各种解读，显示着《故事新编•序言》并没有获得预期作用——这也是被一代代读者持续且跨时代的反复阅读的经典文学作品的自然遭遇。
从当今的观点来看，《故事新编》八篇应该属于文学作品，笔者以为这八篇却也类属于《史记》的“列传”。《史记·列传》各篇，既记述了人物的主要功绩及发生时序，也记述人物在命运关键时间节点的具体的言行及与相关人互动的细节。这些言行与互动是依据于司马迁田野采集和古文献相关资料的收集，同时是基于司马迁的观念和他所生活时代的语境中的对前人的揣摩、择取所得。由此，《史记》中的相关描述以当今的理论来看是艺术的真实，并非是史的真实。虽然如此，《史记》成书后就成历代读者了解历史人物的依据，被列为中国官方正史的第一部，并成为后来者修史及习文的模范。
《史记》记历史人物是按照当时汉代的社会结构以及人的阶级分层，大致以帝王将相以及著名异士为收录标准，并按人物阶级分层归为本纪、世家、列传三类。鲁迅选择的历史人物大体在此范围内并有增益，这些被选入《故事新编》的人物，他们的事迹能够比较完整地勾勒出中华文化发生期的发展脉络。
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言，作此书是：“罔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俟后世圣人君子”。无后世作史者所自许之高意，却是史家真言。而《故事新编》按照鲁迅在序言里的说法是“拾取古代的传说之类”来作小说，因为有所择取和增益，所以谓之为新编。
作为小说的《故事新编》，鲁迅的创作是以史的考据为基础的，所涉历史人物的基本事迹皆是按照史书和相关古文献作为依据，是对司马迁之“罔罗天下放失旧闻”治史方式的继承。不过，毕竟是“做短篇小说”，所涉历史人物的演绎以及相关情节增益并不违小说的属性，甚至有意彰显——这大约是鲁迅自评的油滑之处罢。
以《采薇》为例。小说中伯夷、叔齐兄弟让国出逃、叩马谏阻武王伐纣、耻食周粟隐居首阳山等事迹皆采自《史记·伯夷列传》。故事的高潮阿金姐是对伯夷、叔齐兄弟弃粟食薇合法性的质问则采自其他文献。在小说中，为使这个高潮合理出现，鲁迅创设了弃商投周的原商王祭酒小丙君和他“鸦头”阿金姐两位人物，并增加了小丙君找伯夷、叔齐兄弟谈诗的情节，让他们与伯夷、叔齐兄弟发生关联，以形成高潮的铺垫。而后让地位卑微且充满“正义”感的阿金姐将小丙君私下的怨词“‘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难道他们在吃的薇，不是我们圣上的吗！”以她的方式当面质问于伯夷、叔齐兄弟，直接将他们的“不食周粟”、采薇而食行为的逻辑支点轰毁，使他们不得不放弃了食薇的行为。最后安排阿金姐讲他们死前述食鹿奶时起贪念的故事，以进一步贬低兄弟俩耻食周粟的高尚性。这里阿金姐所做的两件事，其一质问情节是对蜀汉谯周《古史考》记载的改写，鲁迅将古文献中的“野有妇人”落实为阿金姐。其二阿金姐讲述的伯夷、叔齐兄弟死前食鹿奶的情节则是据汉代刘向《列士传》记载的改写。在《列士传》中也记载了质问情节，不过质问人不是“野有妇人”而是王糜子。鲁迅的《采薇》择采两部古佚书的记载，通过创设新人物使零碎且相异的古文献记载呈现出现代文学所需的连贯性、生动性、逻辑性和平易性。此外，鲁迅还创了伯夷坐在阶沿上晒太阳、叔齐之练太极拳，以烙大饼的时间作为记时单位等设定。这些创设不禁让人想到鲁迅在《“人话”》一文，该文在提及的田间农妇所想象的皇后娘娘吃柿饼事后，接着评论道：“然而这并不是‘下等华人话’，倒是高等华人意中的‘下等华人话’，所以其实是‘高等华人话’。在下等华人自己，那时也许未必这么说，即使这么说，也并不以为笑话的。”
总之，鲁迅在《采薇》中的这些沿用、改写、创新设定等写作手法增益了被列为正史《史记》中的记载，却也使《采薇》游离了史的框架，制造了让不同的读者读出不同感受的可能性，文（小说）的意味得以强化。
三、
收入于《呐喊》的《不周山》是鲁迅尝试用文学的形式重写中国古代史的开始，不过其中《头发的故事》《社戏》等可以视作以文学形式写个人史之文。《呐喊》所呈现的文体杂糅的情形后来被鲁迅自我纠正，于是他的第二部小说集《彷徨》，就呈现了“技巧稍为圆熟，刻划也稍加深切”的形态，但也带来了“减少了热情，不为读者们所注意了”的后果。1926年，在厦门大学任职的鲁迅正式撰写回忆文集《朝花夕拾》，并同时重拾以文学方式写史的工作，创作了《奔月》和《眉间尺》（《铸剑》），命之“新编的故事”系列。厦门时期的鲁迅，就生活环境而论，是一段相对平静的时期。在承续了《野草》的自我思辨、《坟》的整理与自我反思后，鲁迅试图通过个人史和文化史（确切说是中华文化发生期的人物史）的书写过程中来进一步审视他的人生目标和文化目标以及它们的当下意义。
《朝花夕拾》九篇是鲁迅侧重了早年人生历史的回顾，时间跨度在他青少年至辛亥革命。鲁迅借助回忆过往种种，将他写作时的所见所想所感以及对现实的针砭渗透其中，过往与现实交织，使其回忆文变成跨越时空的文本。而其《后记》则是关于《二十四孝》学术考察的文史论，可算是个人回忆集的特例。
重拾的“新编的故事”系列是与《朝花夕拾》类似而面向中华文化的，即致力于中华文化发生早期的重要人物的重述。如前文所述，《故事新编》的撰写是基于对古文献相关资料的收集，又不囿这些文献而进行改写、增益和演绎。与《朝花夕拾》一样，鲁迅采取了将历史与现实进行了交错，使被重述的历史人物打破时空的屏障，从古代走入当今的现实，使这些先人的事迹成为现代文化语境中的一个部分，消解了现代读者接受这些古人的间隔，进而使现代读者能够如对当代人那样对他们进行审视、评判。
在厦门鲁迅重拾《不周山》的写作思路创作《奔月》和《铸剑》之后，再也没有中断过“新编的故事”系列的创作，且在1932 年底前将该系列正式命名为《故事新编》。但定居上海之后，鲁迅却再也没有获得如厦门期间那样的环境和心情了，尽管文史兼治依然是他的追求，如计划写《中国字体发达史》，拟编定《汉画像集》等。幸运的是，有赖于鲁迅答应文化生活出版社的稿约，以及该社的督促，1936年1月《故事新编》得以正式出版。鲁迅诸多写作计划中的一项由此得以完成，尽管鲁迅并不十分满意于这部作品。
同样在厦门时期完成的授课讲稿《汉文学史纲要》，鲁迅在该稿中谈及《史记》时，给予了高度评价：“虽背《春秋》之义，固不失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矣。惟不拘于史法，不囿于字句，发于情，肆于心而为文”。从今天的角度来看，将此言称《故事新编》也是确切的。回顾鲁迅早年所作《文化偏至论》中之言：“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人生意义，致之深邃，则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笔者以为，鲁迅评《史记》之言是他借《故事新编》创作而达文史兼治境界的自我追求，而上引《文化偏至论》之言则可视作鲁迅创作《故事新编》的文化目标。设若如此，或可解释鲁迅对《故事新编》的种种不自满的缘由。
1934年10月16日夜，鲁迅在《准风月谈·后记》中写道：“因此更使我要保存我的杂感，而且它也因此更能够生存，虽然又因此更招人憎恶，但又在围剿中更加生长起来了。呜呼，‘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这是为我自己和中国的文坛，都应该悲愤的。”司马迁的《史记》被鲁迅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其虽经两千多年而至今屹立。而五四新文化运动发生至今100多年里，鲁迅依然是众多当代读者心目中文化英雄，通过阅读鲁迅所不自满的《故事新编》，当代读者依然能够从鲁迅的文本中获得启示与思考的动力，此乃是幸运的事。
丙午春节草成。
（上海鲁迅纪念馆）
原刊《鲁迅研究月刊》202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