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笔下绍兴饮食考

李浩

一

几乎每次到绍兴，总抹不去鲁迅在《故乡》开头那段话：

时候既然是深冬；渐近故乡时，天气又阴晦了，冷风吹进船舱中，呜呜的响，从篷隙向外一望，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我的心禁不住悲凉起来了。

去年底有机会到绍兴，幸好不是西北寒风正烈的时候，但在云遮日之时，冷气袭来，仿佛能体会《故乡》中的这段文字。当然，这段文字是写实，更是写的是鲁迅的心境。作为一位脱离了旧时代，投身新时代的新知识分子，鲁迅固然不会在意传统的锦衣还乡，但从京城回老家去售卖祖屋，无论新旧时代，总不是让人畅快的事。绍兴的冬天，尤其在阴天时，特别阴冷，在水面上。

除了绍兴的阴冷，鲁迅似乎对绍兴当地特色菜肴也别样感受，1926年，他在《马上支日记》中写道：

陈源教授所憎恶的是“师爷”和“刀笔吏的笔尖”，我所憎恶的是饭菜。《嘉泰会稽志》已在石印了，但还未出版，我将来很想查一查，究竟绍兴遇着过多少回大饥馑，竟这样地吓怕了居民，仿佛明天便要到世界末日似的，专喜欢储藏干物品。有菜，就晒干；有鱼，也晒干；有豆，又晒干；有笋，又晒得它不像样；菱角是以富于水分，肉嫩而脆为特色的，也还要将它风干……。听说探险北极的人，因为只吃罐头食物，得不到新东西，常常要生坏血病；倘若绍兴人肯带了干菜之类去探险，恐怕可以走得更远一点罢。

宋朝范成大撰《吴郡志》言：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绍兴紧邻这“苏杭”之杭州，给人的印象是物产富足美好之地。地方志等文献对绍兴的民俗物产也有详简不一的记载，据清乾隆李亨特等修，平恕、徐嵩等纂《绍兴府志》第18卷之《物产志二·风俗》所摘引，各种历史文献关于绍兴有如下记述：

《越绝书》：越水行而山处，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史记货殖传》：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赢蛤，不待贾而足。地势饶食，无饥馑之患。《后汉书第五伦传》：会稽俗多淫祀，好筮卜。……《晋书地理志》：其民循循。《宋史地理志》：商贾工作，皆著本业。《嘉泰会稽志》……好学笃志，尊师择友，弦诵比屋相闻，不事奢靡。士大夫家占产甚薄，缩衣节食，以足伏腊，重离别，笃交亲。迎则聚间阔送则惜。暌异豆觞迭进，往往竟日。《宝庆会稽续志》：越州物产之饶，鱼盐之富，实为浙右奥区。余阙《均役记》：越地无甚贫甚富之家，山谷之间，有一夫而居十亩之田者，祖宗相保，至累世不失。又其土瘠民贫，小人勤身而饬力，其君子尚朴俭而敦诗书。……徐渭《赠潘公序》：嫁女者以富厚相高，归之曰，担负舟载，络绎水陆之途，绣袱昌箱笥如鳞，往往倾竭其家。《于越新编》：膏壤沃土，民物广饶。……《万历志》：俗崇经术，其师友相传有次第，精深融彻，循礼守法，僭逾者则共诮之。士夫以名节相高，是今人胜古者也。……经六代之东徙，宋之南迁，其生齿甚繁，地更苦狭，非复昔之地广人稀矣。……山会附郡城，其闻见富，古朴之风稍衰。然谨守畏讥议，又比他邑较尚文。文辞议论，沨沨可述。……《会稽县志》：民有四：耕耨而诵其业，丝布其服，鱼盐与稻，果蓏而嬴蛤其食也。云云。

由上之摘引文献可知，绍兴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或有“占产甚薄，继衣节食”，“地更苦狭”等，或有“物产之饶，鱼盐之富”的腹地（“奥区”）等评，当然也有“经六代之东徙，宋之南迁，其生齿甚繁，地更苦狭，非复昔之地广人稀矣”云，可见绍兴并非是想象中的天堂式地物产丰富之地。

有宋元时期成书的《吴氏中馈录》流传至今，它记录了浙江金华地区吴氏日常菜肴，虽然不是绍兴地区的，但可作重要的参考。《吴氏中馈录》“载录脯蚱、制蔬、甜食三个部分，共70多种菜点制作方法，都是江南民间家食之法，有些至今还在吴越江淮流行。”该书所记40多种以蔬菜为主料的菜肴中，可即食大致有三和菜、暴齑、胡萝卜鲊、撒拌和菜、茭白鲊、红盐豆等数种，除此以外各色菜肴或要腌制一段时间，或是可长期储备品。

无论中外，农耕为主的地区基本有类似的制作储存蔬菜为目的菜肴的习惯。传统农耕社会中农业占有主要的经济比重，收获成果影响着整个社会的运转状态及其发展前景。农业收获的丰歉是要靠“天”吃饭的，这个“天”就是气候形态。在传统农耕生产模式下，一年之中，能正常即食新鲜食材，同时考虑到蔬菜鲜度的保存时间，在未有现代保鲜技术之前，先民们，尤其是一般劳动群体，能即食新鲜蔬菜的日子并不多。于是将丰收季节所收获的、无法即刻食用的蔬菜制备保存，这成为一种常态。不同地区的不同制备方式的所得的菜肴，经过长久流传，成为地方特色菜肴。传统农耕生产方式所形成的地方特色，比较受制于地理位置、地貌环境和气候的影响，其中气候影响更大一些。

绍兴是临海城市，全境处于浙西山地丘陵、浙东丘陵山地和浙北平原三大地貌单元的交接地带，地貌比较复杂。地形骨架略呈“山”字形：龙门山绵延于市境西部，会稽山耸峙于中部的绍兴、诸暨、嵊县之间，四明山、天台山蜿蜒于市境东部、东南部：以会稽山脉为分水岭的西侧浦阳江和东侧曹娥江，自南而北分别流入钱塘江，浦阳江流经的诸暨盆地错落于龙门山。会稽山之间：曹娥江流经的新嵊盆地和三界章镇盆地处于会稽山与四明山，天台山之间：市境北部为绍虞平原。因此，全市地貌大势可概括为“四山三盆两江一平原”。绍兴城区就位于绍虞平原南部。

绍兴受东亚季风环流的影响，属典型的亚热带季风气候。全年冬冷、夏热、春暖、秋凉，四季分明，季风明显。气候资源丰富，光照较丰，热量适中，雨量充沛，空气润湿，雨热同季。同时，由于季风气候的不稳定性，干旱、洪涝、台风、冰雹、低温等气象灾害频繁，绍兴冬天的阴冷天气就是这种气候的突出表征之一。在缺乏精确地预报气象的古文明时代，气候状况的极大影响地影响了农业生产、生活习惯，乃至人们的思维方式。

基于鲁迅祖先周逸斋于明正德年间（1506-1521）迁居绍兴城内竹园桥这一史实，本文对气候影响的讨论限定在明清两朝。查看《绍兴市志》《绍兴市水利志》《浙江省气象志》等书所刊资料的汇编，从明初至清末的500多年间，绍兴有史料记载的各种水灾有116次，旱灾65次，水旱灾并大都不会在同一年度发生，水旱灾对绍兴的农业生产产生影响很大。绍兴的水灾主要因大雨而起：

道光二十九年 己酉(1849)六月 绍兴府属各县大雨弥月，洪水猛涨，平时舟行河中，今则船摇宅上。农室尽坍，市店闭歇，浮尸累累，哀鸿嗷嗷。

道光三十年 庚戌(1850)四月 山阴、会稽、萧山等县天灾频仍，哀鸿遍野，官府赈济无策。

八月十四日嵊县大雨，次日平地水涨数丈，舟行城堞上，庐舍人畜漂没无算。上虞平地水高数丈，沿江房屋俱毁。城中水深六七尺，各村俱淹没，棺椁漂流无算。

也有地处海边而产生的江溢、海溢、飓风等造成的灾害：

万历元年(1573年) 绍兴江溢，漂人畜。

万历二年(1574年) 绍兴江溢，漂人畜。

万历三年(1575年)六月 浙江海溢；决钱塘江岸数十丈,漂官民船千余艘；山阴、会稽、上虞大风雨海溢。

因连绵大雨所造成的水灾往往是颗粒无收，而海溢所带来的水灾更会在极短时间里造成大量人畜的伤亡。此外，在明清时期，绍兴还发生地震14次，以及有冰雹、极寒等自然灾害。在社会生产力低下、医疗技术落后的社会里，水旱灾等自然灾害往往会带来疫情的蔓延。如，明正统九年（1444）绍兴等地因旱灾而导致第二年疫情爆发，病死3万人。

绍兴多水旱灾，固然有区域地理、气候的因素，却也与当地人对于林业资源的过度利用有关。绍兴地区虽然有石煤、褐煤、泥煤等能源矿藏，但开发晚、利用率低。绍兴地区林业资源丰富，竹木繁盛。但是，“春秋战国时，采称山木为炭以供冶炼，伐木客山大树供吴国以建宫殿，砍木客山松柏为桴以徙瑯琊，开始较大规模的森林采伐。东晋至南北朝时，中原战乱，北方士族徙居会稽，对耕地、用材和燃料之需与日俱增。……南朝宋时，北民南迁，绍兴人口猛增，民多田少，‘亩直(值)一金’。开山种植粮食、茶叶、白术，烧制陶瓷，冶炼金属，森林资源破坏日趋严重。嘉泰《会稽志》称，镜湖周围，‘有山无木’。明代，剡溪一带‘翠色扑人，远山皆碧’。清代，曹娥江流域山林成为童秃。民国时，新昌、嵊县毁林垦荒，山无论高下，岭无论平险，大多垦为农地，无复茂林修竹。”至少在鲁迅的青少年时代，绍兴城郊并不是绿植繁茂、郁郁葱葱的景象。可以说，大规模利用森林资源，导致水旱灾害易发生、造成灾难更大。

在这种频繁发生自然灾害，农作物收成丰歉不一，尽管绍兴相对中国其他贫瘠地区来说是“物产富足”的，但实际而言，绍兴生活并不富足。如果考虑到除大规模利用森林资源之外的损害，历代政权更替时带来的大规模人口死亡、生产资料的损失、经济的崩塌，以及鲁迅在《故乡》所举的“苛税，兵，匪，官，绅”等非自然因素对农业生产和社会生活所产生的影响的话，文献上所记的“富足”则与实际是有很大差距的。因此绍兴不仅形成了“尚朴俭”之风，而且发明出各种为长期储存蔬菜为目的的“制蔬”技术以备荒难。

不过，事物总有两面性，从前文所引文献来看，绍兴有“克己”“尚朴俭”一面，也有反向的一面：“重离别，笃交亲。迎则聚间阔送则惜。暌异，豆觞迭进，往往竟日”。这也可以说相对“富足”的绍兴，可以在“克己”“尚朴俭”时，有余力行“重离别，笃交亲”之谊（礼）。这种反差不由得让我想起《在酒楼上》中的描写，当“我”一人在饮酒时，是“一斤绍酒。——菜？十个油豆腐，辣酱要多！”只一菜而已，且多要辣酱以慢食多饮。而当“我”准备与偶遇的旧同学吕纬甫一起饮酒时，不仅是“添二斤”酒，而且另点了“茴香豆，冻肉，油豆腐，青鱼干”四样菜，这些新增酒菜之费，最终是“我”付账的。周作人曾解释这些菜肴时说：“冻肉方言叫作‘扎肉’。用肥瘦适宜的猪肉切成长方块，以竹箬丝横缚，加酱油、桂皮等作料煮熟，盛入钵内，候冻结后倾出大盘上，晶莹如琥珀，唯冬天才有，一块售钱十六文。青鱼干是上等的鱼干，用螺蛳青所做，晒好后切块蒸熟即可吃，或装入瓷瓶内，洒以烧酒，则更是松软，但酒楼上所有大抵只是常品而已。但是荤菜在酒店里也只是过酒胚”。比较宋元时期的《吴氏中馈录》与民国初年绍兴冲斋居士编撰《越乡中馈录》所记的菜肴，到民国初年，浙江地区的菜肴品种较之宋元时期已经成倍的增长，而且以各种牲畜（主要是猪）肉类为主的菜肴明显增加，这显然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效率提升的结果。不过，从《在酒楼上》中的 “我”先后所点的菜肴来推测，清末民初时期，绍兴城里的收入中等人群的生活还是算不上富足，“绍兴中等以下的人家大都能安贫贱，敝衣恶食，终岁勤劳，其所食者除米而外唯菜与盐，盖亦自然之势耳。”

《呐喊》《彷徨》中以农村为场景的诸篇，除了《在酒楼上》外，被提到的绍兴菜肴里，最著名的应是《孔乙己》里的茴香豆了，据《越乡中馈录》茴香豆条记：“罗汉豆水煮令软，加酱油、茴香再煮，俟水干，微烘 即成。又法：先炒豆焦熟，加水煮软，随加咸料、茴香，亦曰瞒婆豆，味不加美，而费手。”被冲斋居士归为“饭食类”菜肴。其他作品则很少提及菜肴名称，不过，值得注意的是《风波》中不经意地描写了蒸干菜的香和能下饭的功用：七斤嫂在听到皇帝要辫子的坏消息后，还是就着蒸干菜吃了“三碗饭”。这蒸干菜应是浙中名肴了，至少宋元时代就有成熟的制作方法。《吴氏中馈录》记其制法：“蒸干菜：将大棵好菜择洗净，干入沸汤内，焯五、六分熟，晒干。用盐、酱、莳萝、花椒、砂糖、橘皮同煮，极熟；又晒干，并蒸片时，以磁器收贮，用时着香冲揉，微用醋。饭上蒸食。”《越乡中馈录》缺未有“蒸干菜”条，只“干菜”条，据其记述，干菜其是备瓮菜进一步加工而得，或者这两者是同一式菜肴。干菜经历千年的改良，成为绍兴人的“日用的副食物”。查《鲁迅全集》可知，远离故乡的鲁迅，时常会收到母亲、兄弟、亲友所赠的干菜。1935年鲁迅写信给母亲，提及母亲所赠的干菜时说：“非常好吃，孩子们都很爱吃，因为他们是从来没有吃过这样干菜的。”鲁迅的儿子周海婴是1929年出生的，从此信之“从来没有吃过这样干菜”来推测，周海婴到6岁时才第一次品尝有真正家乡味的干菜。

基于绍兴之地理位置以及气象特色，至少从明朝开始，这一地区在一年中雨水及潮湿时间比较长，绍兴并不是做干菜的最佳地区——绍兴同时有多种霉菜肴以及传统上重盐饮食的习惯是气候潮湿的一个例证。即便如此，绍兴人还是顽强地制作了干菜、鱼干、笋干、菱干等不仅可用于长期储备，又香美可口的日常菜肴。这是绍兴人与自然和社会灾难抗衡的毅力坚韧、智慧才能的写照，展示了他们在末世里求得生存和延续的对生命的顽强追求和对未来的希望。与之相应，“陈源教授所憎恶的是‘师爷’和‘刀笔吏的笔尖’”，却也是绍兴地区的一部分人的这种追求和希望的一种人生选择。一些绍兴读书人面对科举之路失败，以做师爷的方式离开家乡“去探险”绍兴城外广袤的未知世界，“去探险”未知的人情世故的世界，由此，在绍兴读书人的知识世界里积累有相当的透视、解析人性的知识和经验。生于中国社会千余年来所遭遇的全新的大变局中的鲁迅，他得以有“走异路，逃异地”机会，选了别样的人生，选择了科举、师爷之外的第三条路，接触并择取接受与他的祖先完全不同的新思想。尽管如此，越地所遗的一些传统还是被鲁迅所继承和发扬的，如“好学笃志，尊师择友”，“文辞议论，沨沨可述”，对人性的洞察及“会稽乃报仇雪耻之乡”等，当然也包括了对绍兴某些菜肴如干菜的喜爱。

鲁迅与陈源笔争源于1925年的北京女师大学生风潮，然后又有扩展。陈源文字间所表现的藐视学生及民众需求的高傲作派，以及为维护这高傲姿态而形成的保守与狭隘观念，却正与中国社会历史演进、普通民众崛起大潮相违。不过，因陈源的文字，而使鲁迅将疑问于故乡的传统菜肴付诸文字，在实际效果方面却是别有一功的。此疑问是起于具体事件的，鲁迅在书写这些疑问间进一步超越了具体的人事间义气之争，站在社会历史发展的脉络上，基于对乡土、国家、国民的同体感受，以究极其原因，求索民族解放和进步之道。从鲁迅的视角而言，此问正是鲁迅晚年所自评的，他的文章“虽大抵和个人斗争，但实为公仇，决非私怨”的一个例证。

二

记得中学时候学习《论雷峰塔的倒掉》一文时，读至“秋高稻熟时节，吴越间所多的是螃蟹，煮到通红之后，无论取那一只，揭开背壳来，里面就有黄，有膏；倘是雌的，就有石榴子一般鲜红的子……”时，神思就飞离课文，想起秋日里吃金黄而鲜美的蟹膏的感觉来。

在鲁迅笔下，“螃蟹”一词出现约五六次吧，多用作修饰词，当然，主要是用来修饰一类人的，如：“时常自命为‘不幸的青年’或是‘零余者’，螃蟹一般懒散而骄傲地堆在大椅子上，一面唉声叹气，一面皱着眉头吸烟”；“这一种螃蟹式的名公巨卿，现在都阔别得很久了，前四五年，竟在教育部的破脚躺椅上，发见了这姿势，然而这位老爷却并非雷电学堂出身的，可见螃蟹态度，在中国也颇普遍”等。无论是“不幸”的青年或者是名公巨卿，只要他们徒有夸张的虚表而既无学识又怠于积极实干者，鲁迅皆以“螃蟹”修饰之，以“螃蟹态度”贬称之。

不过，在使用“螃蟹”修饰一类人之前，投入五四新文化运动初期的鲁迅，作散文组诗《自言自语》，其中第四篇名为《螃蟹》：

老螃蟹觉得不安了，觉得全身太硬了。自己知道要蜕壳了。

他跑来跑去的寻。他想寻一个窟穴，躲了身子，将石子堵了穴口，隐隐的蜕壳。他知道外面蜕壳是危险的。身子还软，要被别的螃蟹吃去的。这并非空害怕，他实在亲眼见过。

他慌慌张张的走。

旁边的螃蟹问他说，“老兄，你何以这般慌？”

他说，“我要蜕壳了。”

“就在这里蜕不很好么？我还要帮你呢。”“那可太怕人了。”

“你不怕窟穴里的别的东西，却怕我们同种么？”

“我不是怕同种。”

“那还怕什么呢？”

“就怕你要吃掉我。”

此篇初载于《国民公报》1919年8月21日“新文艺”栏，据说被选入小学高年级课本。关于此篇，有解释为“同种群体中有可信赖的朋友，但更口蜜腹剑、道貌岸然的伪君子” “警示当时支持新文化、反对封建的革命者们，要学习老螃蟹，警惕自己的同类”等。其实，这里的老螃蟹之“老”是相对的说法。螃蟹，因品种不同以及环境的影响，其成长过程需要经历十余次蜕壳过程，每次蜕壳标志着螃蟹进入一个新的生命阶段。螃蟹在出生后1年左右时完成最后一次蜕壳后，螃蟹就进入成熟期，开始了生殖繁衍阶段，此生命阶段的螃蟹并不算真正的老，对于河蟹的2-3年的寿命来说，大致是中年罢。不过，在螃蟹蜕壳后的恢复期，是它们最弱的时候，不仅会遭遇天敌的攻击，也会遭到同类的相食。《螃蟹》既描写了螃蟹这种生物成长的自然现象，也隐喻了人类社会中个体生命成长过程的艰难，同类（同族）间的相害现象以及由此形成同类间的不信任。此文应与写于几个月前创作的《狂人日记》有关联，可以视作“吃人”意象的另一种文学表达。当然，该文所表达的对同类的不信任感，在鲁迅在此文之后讨论国民劣根性的作品里有更多地阐述。

鲁迅说：“第一次吃螃蟹的人是很可佩服的，不是勇士谁敢去吃它呢？”鲁迅之所以这样说，当时国内大部分地区是不食螃蟹的，有些地区甚至不出产螃蟹，螃蟹给这些地区的人以面目可憎而不可食的印象。或者鲁迅由此推想吴越先民初见螃蟹的状态后，提出此论断吧。“吴越间所多的是螃蟹”，在第一个吃螃蟹的勇士之后，吃蟹就逐渐成为吴越间生活的一种日常。《吴氏中馈录》所记的第一道菜肴就是以螃蟹为主料的“蟹生”：“用生蟹刴碎，以麻油先熬熟，冷，并草果、茴香、砂仁、花椒末、水姜、胡椒俱为末，再加葱、盐、醋共十味，入蟹内拌匀，即时可食”，其制作技艺已经是很成熟的了。螃蟹固然美味，但在古代，吴越人勇敢地将螃蟹作日常饮食，固然精神可嘉，却也是一种无奈。仅以《吴氏中馈录》为例，该书所记70多种菜肴中，几近三分之二40多种为蔬菜为主料的菜肴，牲畜肉类菜肴以及禽蛋类菜肴寥寥无几，生活在号称富裕之吴越地区的先民们只能将蟹来作为动物蛋白质补充来源之一。将蟹作为日常菜肴应该是农耕经济落后，生产效益受制环境、气候及社会不稳定等因素导致的食品、尤其牲畜类肉食品匮乏的一个表征。相反的例证如元朝太医忽思慧《饮膳正要》的记录的食材中，所记各种兽品（牲畜类）肉品数量远远高于禽品、鱼品、果品、菜品。而蟹被归于鱼品，记曰：“蟹，味咸，有毒。主胸中邪热结痛，通胃气，调经脉。”吃蟹这个表征在吴越地区持续了很长时间，以致在北宋年间，会稽人傅肱专门撰类书《蟹谱》一种。

鲁迅自留学回国后，自觉承担汇集越乡先贤著作及按喜好汇集古代文献的工作。1913年鲁迅借得《说郛》，从中抄录《魏王花木志》《园林草木疏》《何首乌录》《菊谱》《洛阳牡丹记》《笋谱》《菌谱》《野菜谱》等，编为《说郛录要》，其中就有傅肱所撰《蟹谱》一种。《蟹谱》是目前所见的第一本关于螃蟹的类书，该书分上下两篇，上篇为螃蟹相关文献汇集，下篇为作者亲历或感兴之文。傅肱，字子翼，自署怪山。他因撰《蟹谱》传名至今，他的其他事迹却无从可考。

傅肱在《蟹谱》序论言：“蟹之为物，虽非登俎之贵，然见于经，引于传，著于子史，志于隐逸，歌咏于诗人，杂出于小说，皆有意谓焉。故因益以今之所见闻，次而谱之。”他撰该书的目的，除了自娱外，是试图以此赋予吃蟹这个日常活动以文化内涵，因此他专设上篇，将从《周易》《礼记》《荀子》《庄子》《淮南子》等经典中钩沉相关内容汇集成集，证蟹在中国传统经书中的地位，以获正统。下篇之记闻，不从食用角度，却是从礼教、书摘、闻记等视角编撰，以旁证经典。如其第一则名为“孝报”正是强调蟹的“孝”用：

初，杭俗嗜蟼蟆而鄙食蟹。时有农夫田彦升者，家于半道，幼性至孝。其母嗜蟹，彦升虑其邻比窥笑，常远市于苏湖间，熟之以布囊负归。俄而杨行密将田頵兵暴至，乡人皆窜避于山谷，粮道不接，或多馁死，独彦升挈囊负母，竟以解免。时人以为纯孝之报焉。

其以义理为先，实以   你旁证。该书完整记录以蟹为主料的菜肴仅一种“酒蟹”：

酒蟹，须十二月间作于酒瓮间，撇清酒不得近糟，和盐浸蟹，一宿却取出，于厣中去其粪秽，重实椒盐讫，纳净器中，取前所浸盐酒，更入少新撇者，同煎一沸，以别器盛之，隔宿候冷侵蟹中，须令满，蟛蚏亦可依此法，二三月间，止用生乾煮酒。

《蟹谱》的出现说明了吴越人对蟹的重视，继此书之后，南宋进士、鄞县（今浙江宁波）人高似孙在编撰《经略》《史略》《子略》《集略》《骚略》《纬略》等书之余，“读傅肱《蟹谱》，惜其征录太略，以为加集，以广见闻”，遂编撰《蟹略》四卷，“多取蟹字为目，而系以前人诗句”，进一步丰富了蟹的文化内涵，使之登古代文人之雅堂。

傅肱言：“蟹虽微类，至于腹芒以朝其魁，其得自然之礼欤？嗜欲以足，舍波港而之江海，其得自然之智欤？虽外刚躁而内无他肠，其得自然之正欤？岂独以其滋味餍世人之口腹哉！”傅肱之问与鲁迅之问都是在日常中看到了非日常的、有违常理的问题。

千余年来人类为生存，采取与自然抗争、顺应自然、改造自然等种种行为，这些行为的目的在于求得人类生存需求、社会文化发展与自然保持平衡。当然，这种平衡是暂时的，在社会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生产力水平提升后，伴随着人类生存与社会文化发展的需求进一步提高，人类各种需求与自然将会进入新的一种平衡的平衡状态。在这因生产力发展而导致的不断提高标准的平衡与再平衡的演进过程中，不同地区的、不同自然环境中的人类因采取的生存与发展策略不同，而形成了不同民俗习惯、社会制度、观念、民族精神以及文化成果。尽管在当今因生产力高度发展而形成世界化浪潮，很多传统习俗、饮食习惯、甚至礼仪规范被赋予新的内容、被消失进而产生出全新风俗规范与内容，但其传承已久的民族文化成果及其精神却是各民族社会发展的内核、依托与资源。而鲁迅正是敏感于这人类社会的巨大而不可逆转的变迁，竭力将中华民族所沉淀的精神文化资源的精华部分与不可阻挡的现代化潮流中有利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部分有融合起来，以使在人类世界发展路途上，使中华民族文化继续成为人类世界发展的精神和文化资源。

原题《因“专喜欢储藏干物品”而起》，刊《上海鲁迅研究》第107辑。